短文网整理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精选6篇），快来看看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1
前段时间我读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看书的扉页，开篇是导论，通常的作品往往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切入正题。然而这大师终归是大师，谈天说地起来也是信手拈来!科学、史学、人文学、法学、建筑学逐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而刚进入状态的我却已经有些雾里看花起来。已而没有耐心读下去了，在进行了几次阅读后，我终于坚持看下去了，在看完导论前部分“新教伦理”后，终于进入了主题——“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否定了财富的贪欲就是资本主义，或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错误观点。提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在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在第一章中，韦伯引用了“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的现状，论述了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中，顾名思义韦伯探讨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用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国前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诸多名言，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即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作者又谈及个人的职业精神——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教本来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加以考虑，即：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
第三章中，作者通过路德所信奉的“履行神意安排给人的特定义务是上帝的专门旨意”得出了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同时作者对宗教改革作用进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荒谬教条主义的论点予以了驳斥。提出了本书研究任务是要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第四章韦伯逐一介绍了历史上禁欲主义新教的四种主要形式：1.加尔文宗;2.虔信派;3.循道派;4.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受限于本人宗教知识的浅薄，在读到这一章节后，我感到了明显的力不从心，错繁交织的宗教间关系弄得我是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印象中只是对加尔文宗还有些许感触，即人死后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但这是上帝已经预定好了的，上帝已经选定了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不能得救，而这上帝的选择又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世俗的善与恶支配。就这一点而言，显然与佛家的“种善因得善果”有所区别。而其他一些虔信派，循道派之类的，我不否认我是通过一些网络媒介进行了学习和了解。
第五章韦伯论述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的准则之间的联系。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态度的基本要素与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容是相同的。
这本书分析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可是个人的知识相对有限，很多书中谈到宗教问题和艰深理论也欠缺相关的背景知识，所以我读起来也感到好吃力。幸而当今的网络如此发达，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增进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比如后来我也了解到韦伯是以精神、思想的因素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方法，视角新颖而富于启发性，但在根本上却是一种唯心史观。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2
虽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社会学的奠基者都是对基本上同一时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现代性”作出诊断，但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和形式等的影响，于是“资本主义”浮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涂尔干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了工业主义上;韦伯也讲“资本主义”，“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韦伯更为关注“理性化”(rational)，“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韦伯却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为这个问题，韦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宗教伦理在影响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活是社会性的)的一致性。事实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论述中心就在于此。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一开始，通过宗教归属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拥有和领导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都有新教徒在数量上超过天主教徒的倾向”(《社会行动的结构》塔尔科塔·帕森斯，570，译林出版社)，这个至少为韦伯指出了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韦伯在对加尔文宗派(新教派代表)等诸禁欲伦理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论证方面作了极为大量的工作。
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但是为“资本主义精神”下定义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概念所代表是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所以，韦伯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对富兰克林、雅各布·福格观念的对比，标明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引用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观点，具体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
韦伯认为，“事实上，这种伦理(指富兰克林的观点)所宣扬的至善 ——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在这里其实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用韦伯的话来说，“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显然，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或基础原则，在其他社会(未受资本主义影响)是不会存在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具“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行为或观念的“矛盾律”(这里的“矛盾律”只是作为表现一种状态两种相反的现象，并无逻辑上那种必然的“非A即B”)。在这方面，随着研究的推进，韦伯把他研究的观念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的诸禁欲派别的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矛盾律”，主要和韦伯所提到的“天职观”(Beruf)有很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对新教派(本文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做一些交待。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新教教派。加尔文宗曾经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义的意义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⑴一个决对超验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且其是唯一的;
⑵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之内，所有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是否进入天堂，完全由绝对的上帝预先决定，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知自己是否得救;“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下篇，第四章)
⑶一个人在尘世上存在,“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所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
⑷个人尽管预先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只有自己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自己要博得上帝的青睐。尽管已经预定了“选民”，但个人应使自己配得上“选民”，达到选民的标准。
韦伯在谈到禁欲主义是认为，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下篇，第四章)。所以，韦伯在解释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作用的历史性起源是指出，“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 ‘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在的孤独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无助于得救，而只能平添些感伤的幻想和偶象崇拜式的迷信”(下篇第四章)。另一方面，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禁欲主义(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第四章)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从禁欲向世俗活动的转变。
由此，这里可以将上面提到的“矛盾律”简略的概述一下：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与禁欲主义行为。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表现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们以合理的手段不断获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商人们赚钱的目的并不在于享乐，而是在于为“神召”的“天职”，即为上帝添加荣光。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就这样，在商人们同一状态或行为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积累财富与禁欲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构成了现世与上帝之彼岸的某种衔接。这种衔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矛盾律”的。韦伯指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第五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伦理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于资本的积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商人们在世俗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完成。
从个人行动的意义、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研究社会现象，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意义”。从韦伯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在“心理-表象”和精神动力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分析。也就是说，韦伯为什么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关于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之后，他对比研究了其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几种宗教(未全部完成)，建立起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把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政治的研究中，既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主义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存在实质非理性。
韦伯的这本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著作，引起了诸多的回应。实际上，评价韦伯的这本著作仅从其本身出发是不够的，而在于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和立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3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 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
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
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4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马克思·韦伯谈论了全书的重点，就是新教伦理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
首先韦伯先生阐述了由新教伦理产生的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珍惜时间。
新教徒认为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在原则上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生短促，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沉迷于享乐，甚至是超过健康要求时间的睡眠，这些行为都是应遭受道德谴责的。
二、坚持劳动。
人必须坚持不懈的践行艰苦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劳动是被推崇的禁欲途径，是抵御不洁生活的各种诱惑的有效手段。
三、敬业。
上帝的神意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司其业。一个人是否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是看其是否尽力做好自己的职业，或在职业上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四、合法的谋取更多的财富是一件道德的事。
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尽力的在履行自己的职业。而如果拒绝，选择那些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这是背离你从事的职业，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上帝的馈赠并按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上帝的圣训是：你需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五、节俭。
可以为上帝而谋取财富，但不可为自己占有财富。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使人屈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所以生活必须抵制各种诱惑，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
这些道德规范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奇妙的结果，就是新教徒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去赚钱，但又简朴的生活，保持较低的消费，同时新教徒彻底的理性化又保证了新教徒较高的工作效率，这一切自然造成了新教徒的资本积累，新教徒有了资本积累而不用于自己的享受，就只能是投资，从而造成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这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教伦理还为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两类人：一类是具有彻底理性化思想，理性的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同时又生活简朴严格自律的资本家；一类是同样努力工作，尽力把自己的职业做得最好，并认为这是履行自己的天职的劳动者。这两类人同样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而言之，马克思·韦伯最终的结论是，新教伦理极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马克思·韦伯在文章的最后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会造成物质的极大丰富，丰富的`物质必然会侵蚀新教伦理的简朴生活的道德规范，并最终侵蚀整个新教的伦理，“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马克思·韦伯最后发出这样的警告。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终于介绍完了，马克思·韦伯先生从宗教的角度谈论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这个视角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新颖的。用马克思·韦伯先生的结论可以解释目前世界上很多的现象，比如新教的国家往往是最富裕的国家，又比如美国在近两百年时间内的崛起。当年顾准先生就很遗憾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不知道顾准先生读后会有什么想法。
可惜马克思·韦伯先生没有看到后来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崛起，如果看到了，估计他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就是民族的特质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同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也许马克思·韦伯先生在看待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时候除了从宗教的视角以外还会加上一个民族视角。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5
花了大约两节课的时间看完了这本舒老师推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过去很多天了，才开始写读后感，本来就没太多感触，现在想来也只有一下些许看法。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或是精髓全在这个题目里了，作者将各个国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分析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从一开始就强调“一个国家的存在，其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发展完全依托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与筛选的严密的系统组织;社会的运转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步调，已为那些在商业上、技术上以及法律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政府公务员所掌握。”虽然对这段文字理解得不是很透彻，但还是明白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西方的政治体系，“这也使资本主义决定当代人生活命运的力量得以产生和发展”。
作者在书里面对资本主义做了详细的解释和界定，让我认识到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什么。并肯定了西方社会为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努力和发展，我也很肯定这一点，即使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许多经济实体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存在的，不得不承认是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而反应历史背景及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新教伦理，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人民的信仰和努力的方向，作者提到，以自由合理的劳动形式为特征的理性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是关键，通过各个方面论证了作者的观点，文中涉及各个领域
方方面面的知识文化，使我一步步一点点认同了作者的或是老师上课时所能传达的关于资本主义与西方文化宗教伦理等得密切联系。
最后，还是很多地方不懂的，比如说为什么基督教的许多灵魂人物都出自商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6
这学期的读书计划，我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文明世界的著作，虽然初读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深入其中让我觉得收获颇多。尤其是作者表现的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如反复强调书中所研究问叙的范围和界限；如多处强调概念的最终完善形式，不能在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的研究原则；如撰写了篇幅等同正文的注释等）为后世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典范。马克斯？韦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他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他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
韦伯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其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为了考察这一问题，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部分之一是宗教社会学，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开始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究竟应归结于怎样的一些环境？以往人们仅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以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内涵。由此，韦伯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新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他讲的新教主要是指加尔文教，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对，其新教伦理主要是讲加尔文教的伦理。加尔文教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其认为光凭信仰还不行，还要有善功，这个善功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购买恕罪券，或者是参加十字军东征、捐献财产给教会，而是你勤勤恳恳的劳动、发财致富，这就是善功。他认为上帝派你到世界上来，是让你创造这个世界的财富，把这个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国，你把这个世界建设的越好，越说明你忠实的履行了上帝派来的职责。但是要记住，你创造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不是为了个人的挥霍，而是增加人间的荣耀。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加尔文教在新教主流三大教派中世界影响最大的，尤其影响了美国，美国的主流精神就是加尔文教的清教精神，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教的一支。
他们认为创造了越多的财富，而且越是俭朴的对待你所创造的财富，就越有资格认定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人，这一种观点恰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种观点恰恰无形中客观鼓励了资产阶级的竞争。在竞争中胜利的、成功的、扩大财富、获得财富的人最有资格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他的意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使世俗的劳动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获得了宗教的意义。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加尔文这一套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需要合理性根据，现在加尔文教提供给你，告诉你拼命的发财、拼命的创造，恰恰说明你被上帝所拯救，反过来你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恰恰说明你可能是被上帝所抛弃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作品，它为人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新教伦理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立论视角，引起了社会学、宗教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启示人们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又必然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渊源。
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运用他独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这些熟悉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在不觉中颠倒了乾坤。与马克思的切入点不同，韦伯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对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信奉新教的地区普遍性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趋势，并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然而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下了定论：新教伦理（或宗教改革）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既使在韦伯的反对者那里，批判的声音也显得分外无力：在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前，合理化已经出现在基督教文明当中，阿隆认为，韦伯在这一点上也十分清楚：“他不否认解释的多样性，但强调解释的完整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作者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经济唯物论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的最终根源应从时代的经济条件中寻找，不应仅仅停留于时代的宗教这类意识形态上。正如韦伯本人也意识到的，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伦理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缺少了这方面的探究难免会陷入对文化和历史仅作片面的唯心论的因果解释。此外，韦伯把对历史和文化的唯物论解释视作一种片面性的解释，也是我们必须予以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