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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1
(一)尚书省与六部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二)唐代地方政府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三)观察使与节度使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2
前不久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透过这些勒定成文,看似硬梆梆的制度,向我勾勒出古代的政府这一政治机器是如何运作的,透过这些政治制度,也似乎朦朦胧胧的看到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古代的官吏甚至古代的平民百姓们,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写得是制度,但是因为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人的一举一动,而显得活泼,从而使其本身也迷人起来。
以上这些,是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性,抽象的认识,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理性的,具体的认识,即读完这本书,我学习到了什么。
书的内容很多,我挑其中的三点来说。
第一,我了解到了人事和制度的区别。什么是人事呢,就是用人以治事,关键在于人。制度呢,就是一些法令法规等等。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一个政治机器的运作是即需要人事也需要制度的,二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维持一个政府的运作。有好的人事却没有好的制度,比如东汉初年,汉光武帝把政权全都操在自己手里,三公九卿只是名位高而无实权,这样做,当你是一个好皇帝的时候自然是风调雨顺,可是如果皇帝坏了,而政权又全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没有了约束皇帝的制度,那么政府的运作肯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有事无政”有好的人事而没有好的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样的,有好的制度而没有好的人事也会出问题。比如唐代有账籍制度,每隔几年来对各个地方的人口进行普查,通过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收税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这些繁琐工作做久了,人们难免偷懒马虎,这种人事的松懈使得这一制度后来也崩溃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好的人事,二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运作。
第二,我了解到了制度的特点。一、制度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为制度说到底是由人来制定的,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制度先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事。二、制度总是有利有弊,评价某一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时代性,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才显得真实而客观,不能乱开上帝视角,以当下时代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三、制度的出现与成熟必定伴随着某种需要,包括外在的需求和制度设立内在的用意,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也不能随意揣测。四、各项制度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的,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第三,关于制度运用的实例我有了一些了解。比如汉代的大一统局面其实和当时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有关。从汉代选举“孝廉”开始,中国历代的选举或者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的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个地域的人民来参加,中央政府永远代表着全国。同时各个地方又都是郡县制而非世袭,郡县长官由中央指派,一般也避用本县人使得地方政府避免陷于地方性,这样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维持。
书中内容丰富,先写这三点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3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再者是中外制度的比较。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这是实话。中国封建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越发完备和巩固,汉唐之时达到顶峰,盛极而衰,腐朽和专制越来越明显,终于到清代在内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带到了终点。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据着“子民”的大脑,正是由于发展完备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顽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华夏文化发达之时,欧美只是蛮痍之地,放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更是称霸全球,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样看来,欧美国家正是因为封建体制的不发达、不辉煌锻造了资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反而在当前世界中独占鳌头。对于中国来说,二战后的物质景象就是一穷二白、白纸一张,然而人民的思想却远远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沉浸着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辉,思想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两千年思想又不会在一代两代的传承之后荡然无存。物质可以摧毁,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见往往不能受到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实质上在人民的思想,试想人人都赞成自由民主,人人都欣赏民权法治,国家制度又岂能停滞于此?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4
本书读的有点懈怠了,读的心得少了,昨天最有心的一句话就是,考试只能识别人才,不能培养人才,过去中国人才的培养在于贵族,在于门阀,在于上层人士的耳濡目染,这些东西,可能听起来,让人很难接受,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不能不承认。细细品才能品出其中的真是部分,钱老什么话也敢说,因此对于本书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的学习,争取今天晚上把这本书学习完。
昨天学习的明代的制度,提到了张居正,这可是中国一个十分有争议的人物,作者的观点我觉得还是很客观的,他既承认了张居正确实对于明代社会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也分析了当时人们一直反对他的根本原因,制度限制了张居正的作为,是他在当时不被认可的是制度,因为内阁真的不是宰相,但是他却做了宰相应该做的事,中国这个社会对于名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必也,正名呼。
还提到一个人,就是第一能臣曾国藩,现在才知道,翰林是什么,它是中国古代对于读书人的最高礼遇,你考试好了,那国家就许你一个好未来,然后你专心学习,学习很多东西,学习如何做官,如何处事,当时不明白,曾国藩又不是什么要员,为什么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他们过年送供奉,原来他们以后一定会做官呀。
学习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学习的效率,和学习的时间,读书因该是学习的一种休闲,不应该成为主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