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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1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习研究的观点),古代中国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中国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2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3
《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4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