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网整理的《中国哲学史》读后感（精选4篇），快来看看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篇1
《哈佛中国哲学课》是一本用美国人的视角解析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的书。作者迈克尔·普鸣是哈佛大学教授，其所授的《中国伦理与政治》是哈佛大学排名前三的全校公选课。
书中介绍的孔子、孟子、管子、庄子、荀子等哲学家的思想我并不陌生，毕竟这些先贤和他们的思想言论曾反复出现在我从小到大的各科考卷上。可从美国教授眼中看又是什么样呢？荀子的《劝学》中的“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被美国教授解读为“改进自然”，难不成我背了一篇假《劝学》？这句放在“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上下文中，分明是“劝戒大家多向他人学习请教”的意思吗？
对于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普鸣认为此书“提出了一个基础的、看似深奥的问题：你怎样应对你的日常生活？对于孔子来说，世上的一切都从这个最细微的问题开始。与那些宏观的、难处理的问题不同，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回答的问题。”这与我学习的“《论语》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现，它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也有很大不同。
对于《论语》中的“礼”普鸣则解读为“仪式感”。作者认为中国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仪式不断重建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各种仪式越来越好，类似于人们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诉说自己的烦恼，发现真实的自己，建立起与他人交流的不同方式。好吧，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中国的“礼祭仪式”和美国的“心理咨询”的作用画上等号的。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不是一千个读者也有一千个孔子、孟子、荀子呢？这本书确实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许多不同视角的解读，至于中国读者认不认同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篇2
对中国哲学，我一向抱着“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态度。因为其浩瀚的思想，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当我捧起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时，这种感觉顿时释然。此书的作者，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而是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进行讲述，让人一读之后，欲罢不能。冯友兰先生对哲学“入世”与“出世”的剖析让人心境豁然开朗。佛家说，生是人生苦痛的根源。柏拉图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这些归结起来仿佛是说，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
有人认为，儒家是入世哲学的代表，并举例证明。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因为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但冯友兰先生指出，从更广更深的角度而言，这种看法有失公允。中国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道家认为，生命是个赘疣，是个瘤，死亡是除掉那个瘤。即使是儒家，也有“出世“的成分。儒家所指的圣人，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道德完美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其内在的修养成就；外王，就是其在社会上的功用。只不过儒家和道家的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道家贵“自然”（顺事物和人的本性）；儒家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讲究三纲五常，道家讲求修身养性。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相辅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入世哲学是强心剂，出世哲学是清醒剂，入世哲学使人关注社会价值，出世哲学使人关心自我的超越价值，入世哲学使人振奋，出世哲学使人安逸。入世和出世互补，进退相宜，这是中国人从入世和出世哲学中获得的人生智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分析道，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升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在为功名利禄所累和人心浮躁的今天，中国哲学思想也许是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歌手李娜在出家时说过四句话：“人有四种境界：
一是衣食住行，那是人的原始阶段；
二是职业、仕途、名誉、地位；
三是文化、艺术、哲学；四是宗教。只有进入第四种境界，人生才闪出亮点。”进入第四种境界闪现人生亮点，对于我们凡人而言，未免有些要求过高和不太现实，但通过对哲学的修养来实现对人生较高层级的领悟，找到精神的家园，确是每个人人生的一种使命。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篇3
通读全书，似乎也隐隐感觉到，从先秦到汉唐、从宋元明清到近代，无数的哲学家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不断在探索、在论述、在批判、在前行。中国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至今天。
翻开中国历史，哲学是从懵懂开始，到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六家，中国古代哲学进入了空前繁荣期。似乎又有一种不服输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秀”。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上峰，“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深入人心，统治中国思想上千年。期间，佛教对中国古代也有一定的影响，其核心思想：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神不灭论对缓解当时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以此来慰藉人们心灵。当然，其丰富的辩证法和合理的认识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但范缜的“神灭论”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中间数百年没有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哲学家，直到王阳明的横空出世。
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阳明心学不愧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一系列哲学思想之集大成，通过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概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站在今天新的历史方位上，传承发扬阳明心学，依然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开始学习西方。如龚自珍主张“器变”，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特别是康有为、谭嗣同将西方科学知识与哲学杂糅在一起，植根于中国本土，构建起“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哲学体系。同一时期的严复，在“中西并立”的前提下抛开传统思想资源和传统形而上学，直接引入西方的理性哲学，第一次把中国哲学置于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和框架内，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孙中山先生把唯物主义知行观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他认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随着客观万物的发展而发展的，说明“事实在先，言论在后”。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通过不断的试验和长期的革命斗争获得的，说明行先知后，“知”是由“行”决定的。同时，他也承认“知”对“行”的反作用，这就使他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带有能动的反映论的某些特点。他承认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认为以往的人类历史，经历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类最终将进入大同世界。
看完这本书，感觉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解析、概括，而这些影响每一位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处世哲学，有人认可儒家克己复礼，有人喜欢道家洒脱随心，有人崇拜内圣为王，有人倡导“三民主义”，也有人推行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思想会造就不同的人生，哪个信仰得多一些，人生就会往哪个方向靠得多一些。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盛行的宗教，因为中国人将哲学当成了宗教：我们在哲学中寻求真谛，也在哲学中寻求内心的安宁。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篇4
中国哲学起于“农”，祖先们在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中觉醒，寒来暑往，日月盈虚，于是便有了“反者道之动”，进而完善出了“中庸之道”。这个理论贯彻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于是我们格外重视此间原则，在繁盛时不忘谨慎常存，在黑暗时不忘静候光明。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出自老子《道德经》的第四十章，意思是说道的运动循环往复，道的作用微妙柔弱。此句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物极必反，另一个是相反相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类事物的究极之境终归都是返璞于自然。譬如书法，初学者起先临摹名家，按照约定的章法规范去练习，而习到最后，待你忘了这些条框约束，于手中纸笔浑然一体，才真正做到了炉火纯青。再譬如写作也是一样，好的文章绝非华美辞藻的堆砌，而是以简洁清晰的叙事，浑厚深邃的思想流传于世。杜甫堪为诗圣，便是他那朴实而真挚的诗文，没有任何金雕玉饰，却是字字滴血字字含泪的真大义。
这便是中国人讲究的“物极必反”，因此我们的中庸之道讲究凡事总要差那么一点，“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此我们才觉得“大成若缺，大盈若冲”，我们才会提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道理。也正是因此，中国文化才更加强调谦逊和低调的美好品质。
中华民族有着有异于其他民族的坚韧，这也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坚信千百年前祖先的智慧教诲。“相反相成”便是告诉人们，你得先俯下去，为了更好地勃发无论说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还是儒道互补，中国传统文化究其主旨都离不开正反比较的叙述。智慧哲人们总能从两个相对立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相反相成，这才是中国哲学要义。
“物极必反，相反相成”，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用矛盾的观点来解释。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是物极必反。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相反相成。相比于西方哲学用大量的定义去阐述这个道理，中国哲学家们用更简练，更灵性的方式记录了这个源于天地自然的哲学观念，即“反者道之动”。在思考人于宇宙关系的过程中，很明显，这种起源于直觉的暗示的确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笔直而明确的捷径。